本文摘要：（资料图片）上海的一起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的伤残判定，一直是司法“黄牛”最为活跃的领域。图/视觉中国司法判定背后的“黄牛”本刊记者/胥大伟 本文首发于总第876期《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9月19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判定中心原主任闵银龙与判定中心事情人员陈春荣因涉嫌保险诈骗罪等，被上海市青浦警方刑事拘留。 《中国新闻周刊》从华东政法大学获知，闵银龙从该校退休多年，但此前一直担任该校司法判定中心主任。作为该机构的卖力人，闵银龙是司法判定领域的权威专家，累计判定3万余例。

（资料图片）上海的一起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的伤残判定，一直是司法“黄牛”最为活跃的领域。图/视觉中国司法判定背后的“黄牛”本刊记者/胥大伟 本文首发于总第876期《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9月19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判定中心原主任闵银龙与判定中心事情人员陈春荣因涉嫌保险诈骗罪等，被上海市青浦警方刑事拘留。

《中国新闻周刊》从华东政法大学获知，闵银龙从该校退休多年，但此前一直担任该校司法判定中心主任。作为该机构的卖力人，闵银龙是司法判定领域的权威专家，累计判定3万余例。闵银龙“失事”，在上海司法界及状师圈中引发广泛关注，也让司法判定背后的乱象再次被聚焦。

“买断”理赔《中国新闻周刊》从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相识到，该公会反诈中心此前曾配合上海青浦警方，对华东政法大学司鉴中心做了相关取证事情。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反诈中心相关卖力人先容，配合取证事情主要涉及一些保险案件的卷宗和数据，“华政自己业务就包罗车险人伤的判定。”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事情人员透露，华政司鉴中心“牌子比力硬”，判定业务量也比力大，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问题判定也较为突出。

据公然资料，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判定中心是司法部首批批准的八家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判定机构之一，在中国司法判定界颇具权威性。在建立的三十多年里，累计为司法机关提供了6万余案件的司法判定，采信率高达99.9％。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7月，在华东政法大学的内部整顿中，闵银龙被免去校内及华政司鉴中心的职务。

今年8月，上海司法局下发《上海市司法判定行业整顿治理方案》，对判定机构和“黄牛”勾联等20个方面举行重点整治，严肃追责问责。此前，上海有关部门对外披露了多起判定机构和“黄牛”勾联，虚报夸大伤情品级，骗取保险理赔金的案例。

据上海当地媒体报道，复旦大学中山医院青浦分院四周的上海隆祥状师事务所，做交通事故署理理赔业务。2015年6月，当地住民黄某因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到该律所洽谈署理理赔事宜。

律所相关人员明知黄某在事故前就存在耳聋的情况，还让黄某将耳聋的原因归结为此次事故。该律所相关人员找到了上海锦曼执法咨询有限公司的朱龙福做司法判定。朱龙福此前曾在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判定中心事情过。

其通过关系，弄到了一张虚假的司法意见判定书。该律所和黄某从保险公司共拿到了86万元的理赔款。在分给黄某29万元后，其余57万元落入隆祥状师事务所相关人员的腰包。

2016年6月，他们又花15万元“买断”了顾某的伤情理赔，将其伤残品级夸大虚报为6级伤残，共获保险理赔款52万余元。刨去15万元“买断费”，37万元再次落入相关人员囊中。在这两起保险诈骗案中，上海锦曼执法咨询有限公司的朱龙福饰演了“关键角色”。他冒用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判定中心的名义，出具虚假的司法意见判定书，还私刻公章，甚至冒用华政司法判定中心法医的签名。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启信宝”查询得知，上海锦曼执法咨询有限公司建立于2013年11月29日。另据上海司法行政网的相关资料，该公司司法判定所业务规模为法医临床判定、法医病理判定、文书司法判定和法医神经病判定，机构卖力人为朱龙福。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该司法判定所涉及较多的业务是伤残和医疗损害判定。闵银龙曾担任该判定机构的法定代表人，该判定机构在2014年至2018年多次举行投资人股权变换。

在2018年6月28日的变换项目中，闵银龙从投资人和监事存案中退出。《中国新闻周刊》查询2013—2017年度上海地域《国家司法判定人和司法判定机构名册》对比发现，上海锦曼多位事情人员，曾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判定中心的司法判定人员。值得注意的是，上海锦曼执法咨询有限公司司法判定所并未泛起在今年8月上海市司法局宣布的2017~2018年度《国家司法判定人和司法判定机构名册（上海市）》中。

上海司法局的相关通告显示，今年，上海锦曼执法咨询有限公司多名事情人员，又重新变换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判定中心事情人员，并从事司法判定业务。闵银龙在华政司鉴中心到场最多的判定类型，是伤残和医疗损害判定。近年来，华政司鉴中心接到的投诉中，涉及这方面的投诉也最多。

此次一同被捕的华政司鉴中心事情人员陈春荣，亦有被上海司法局处罚的前科。陈春荣于2012年被华东政法大学任命，其专业领域是字迹判定。《中国新闻周刊》查阅到一份文件编号为“沪司鉴罚〔2018〕1号”的《上海市司法局行政处罚决议书》。

处罚书显示：陈春荣、刘谟在“华政〔2017〕物（笔）鉴字第214号”案判定历程中，对判定当事人沈扬提供的事情条记、衡宇租赁条约等质料未经法定法式予以确认，仅使用了实验样本对字迹举行分析，未对法院提供的自然样本举行全面分析。“华政〔2017〕物（笔）鉴字第214号”所涉及的是一起买卖条约纠纷。

该判定意见是这起买卖条约纠纷审理历程中的关键证据，也是原被告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案件最终讯断效果影响庞大。此次，华政司鉴中心的闵银龙和陈春荣一同被拘，但相关案件案情尚未获得相关部门的披露。“黄牛”的套路交通事故的伤残判定，一直是司法“黄牛”最为活跃的领域。上海地域的“人伤黄牛”最早泛起在2005年前后，今后开始转向职业化生长，并形成交通事故人伤案件造假一条龙服务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相识到，此类“黄牛”经常有“顺风耳”。他们往往能第一时间获得人伤事故消息，通过获得伤者信任成为“署理人”，买断理赔，掌握到伤者病史等资料，并设法阻止伤者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而在伤残判定上做文章，是“黄牛”赢利的主要方式。

据北青报引述上海保险同业公会事情人员的先容，现在，上海一般的交通事故中，对于伤残当事人最高保险赔付额是136万元，平均每个伤残品级13.6万，每增加一个伤残品级，黄牛可多获得13.6万元的赔付。“黄牛”们与熟悉的判定机构勾联，做虚假判定，夸大伤残品级，向保险公司索取巨额赔偿。据相关资料，上海是中国保险机构最为集中的地域之一。

在2009年~2013年5年中，上海车险市场的总体赔付率始终处于盈亏临界点边缘，常年深处“高保费、高赔付、负收益”的谋划困局。人伤理赔纠纷量大、赔款占比畸高，是上海以致全国车险人伤理赔现状的一大特征，也是造成各大产业保险公司谋划逆境的重要原因。

上海当地状师朱言超曾在一份建议中，建言严控司法判定的委托泉源。现在，交通事故案件中的司法判定分为三类：当事人自行委托、交警队委托和法院委托。朱言超认为，当事人可以凭借交警队的委托质料，根据其上列明的判定机构任意选择一家，这就给“黄牛”很大的空间。

上海状师董沪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现，伤残判定比力容易失事，猫腻不是出在公安、法院的定性和量刑上，而是在判定方面，“就是因为它（判定品级）可以或扩大或缩小。”上海保险同业公会反诈骗中心相关卖力人认为，这些“黄牛”本质上属于署理人，“署理的泛起不即是诈骗。”这位卖力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黄牛”纷歧定会买断理赔权，他们会代庖、署理，而正常代庖是一个市场行为。

然而，由于车险人伤理赔，特别是涉残类案件的理赔，由于人体损伤恢复的特殊性，有周期性较长、时间跨度大等特点，详细到涉及人伤赔案的赔付效果来说，又有一定滞后性，加之涉及环节较多，经常要多方奔走，伤者可能并不相识理赔流程，这就给“黄牛”留出了空间。董沪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旦案件进入诉讼阶段，法院在审理历程中，通常是“你做出什么判定结论，我就怎么判”，法院不能变换伤残判定结论，“法院不是专家，只能委托第三方”。交通事故的伤残判定历程中，司法判定效果往往直接左右讯断效果，伤残判定也一直是司法“黄牛”们最为活跃的领域。

今年，上海市司法局会同市高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部门，团结开展攻击“人伤判定黄牛”专项行动，组织专家对涉嫌违规的1000余份判定意见书举行了审查，并对涉嫌犯罪的有关判定人接纳强制措施。社会化隐忧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司法判定治理问题的决议》，竣事了法院“自审自鉴”、检察院“自诉自鉴”的局势，推行司法判定社会化革新，今后司法判定机构如雨后春笋，数量快速增长。“社会化”部门解决了司法判定机构的独立性问题，但司法判定“市场化”也带来诸多待解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汤维建曾在接受正义网采访时认为，由于司法判定领域治理体制的缺失，过分的市场化、趋利化生长，虚假判定、矛盾判定等层出不穷，判定成为滋生糜烂、司法掮客的温床。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常林撰文指出，司法判定革新后，建立的面向社会的判定机构人才缺乏，现注册判定人多为退休和兼职人员。

甚至泛起有些老弱病残的注册判定人，恒久不上班，但案案有签章的情况。另一方面，许多兼职判定人不具有法庭科学或法医学教育配景，又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专业能力存疑。此外，以法医类为代表的判定人门槛偏低。

通过80个学时的培训，临床医生就可以转为法医类判定人。据《上观新闻》报道，今年4月，上海市举行了一场座谈会。与会代表们认为，由于判定的专业性强，法院、检察院在司法办案中对判定意见的依赖度较高，如判定意见不公正，将直接影响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与会者谈到，在管理类型化案件如道交纠纷中，伤残品级判定及三期判定的随意性较大，重新判定后改变效果的比例较高，这与“司法黄牛”对判定的滋扰有一定的关系。而现在司法判定资质只有准入机制，没有退出机制，也是导致司法判定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上海普世状师事务所主任李向农建议，对判定人和判定机构要有处罚和退出机制。另一个饱受诟病的问题是，司法判定人出庭作证率不高。

据媒体披露的数据，2017年，上海全市公诉部门管理案件中，判定人出庭作证的只有16件。据相识，中国当前的相关执法对于司法判定人不出庭作证，并没有明确的执法责任划定。2012年修改的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划定了出庭接受质询系判定人的法界说务，判定人拒不出庭的，判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凭据，判定费应当退还。

司法判定人出庭难的主因，在于相关执法的不健全，不出庭既不算失职犯规，也不影响庭审。各司法判定机构收费的不统一，也亟待解决。

据媒体报道，以人身损害伤残判定中的精神伤残评定而言，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判定中心收费在3500元左右，华东政法大学、枫林司法判定公司在5000元左右。针对上述问题，上海制定出台了“史上最严”的《上海市司法判定行业整顿治理事情方案》，对判定机构、判定人与“判定黄牛”勾通损害群众利益等20个重点问题举行整顿治理。另一方面，地方立法的事情也在推进。

上海市将《上海市司法判定治理条例》列入2018年市人大立法项目。封面图片泉源：视觉中国文： 本刊记者/胥大伟值班编辑：罗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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