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连续推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事情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雪樵继2019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事情座谈会首次提出“以诉讼监视为基石、以化解行政争议为‘牛鼻子’、以非诉执行监视为延伸”的行政检察事情格式，次月部署开展“增强行政检察监视促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运动以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已经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生长态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连续推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事情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雪樵继2019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事情座谈会首次提出“以诉讼监视为基石、以化解行政争议为‘牛鼻子’、以非诉执行监视为延伸”的行政检察事情格式，次月部署开展“增强行政检察监视促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运动以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已经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生长态势。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全国检察机关的化解案件每月都在大幅上升，到今年9月底共计3200余件，是2019年全国行政抗诉案件156件的20倍。据不完全统计，行政抗诉案件经法院再审后的平均改变率不足30%，纵然法院改判，多数案件还不能定分止争，仍陷于“法式空转”而不拔。

但已经实质性化解的行政争议案件可谓百分之百实现了案结事了政和，也就是说，2019年11月至2020年9月间，化解行政争议的办案效果远很是规的行政抗诉监视可以相提并论。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行政检察部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数量可以到达四千多件，与年均五千件左右的全国民事抗诉案件数量相差不远，这是何等不容易的结果啊！传统的民行检察一分为三才一年多时间，如果行政检察可以“士别三日刮目相待”，那就是“做实行政检察”的高分答卷！固然，行政检察部门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作为焦点职能只处于起步阶段，远不是扶摇直上，问题远多于结果，难题远多于履历。

譬如，不少同志还停留于要不要办的犹豫之中、会不会办的困窘之中。对探索中泛起的不妥做法不能实时总结、理性辨析，机制制度建设相当匮乏，基础理论研究险些空缺。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一定影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事情的连续康健生长，最终让做实行政检察的目的中途而废。

切实强化司法为民继承，紧盯老黎民“天大的事”，进一步加大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学习民法典重要讲话中指出：“流通司法救援渠道，掩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正当权益。”解决行政争议是立法赋予行政诉讼监视的重要任务。张军检察长指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确实很难，但解决的是老黎民“天大的事”。办妥老黎民“天大的事”就是我们检察机关的神圣天职。

天大的事无论多灾，我们都不能避而不办。行政诉讼监视案件历经行政决议、行政复议、行政审判等阶段，环节多、周期长、矛盾庞大尖锐，但我们每乐成化解一件，就是解决了政府、司法、信访等多家部门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一桩难事，消除了一份社会戾气和宁静隐患，即是是多赢得了一份民心认同、厚植了一寸党的政治基本。我们管理每一起行政诉讼监视案件，都要增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意识，不能简朴地以一纸不支持监视申请决议书草草了案，或者签发一份抗诉书一抗了之。

通常有实质性化解可能的，都要从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的高度去想方设法、恪尽职守。▶ 1.压实化解行政争议的主体责任。哪些检察机关要负担化解行政争议事情的主体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增强行政检察监视促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运动实施方案》（下称专项运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属地治理，分级卖力；谁主管，谁卖力”的基本原则。现在，全王法院系统基本实行行政诉讼异地统领，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检察机关也在举行行政诉讼监视案件的异地统领革新，有的地方为了对接法院统领，将行政检察业务划归铁路运输检察院，或者划归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同级检察院。

对化解行政争议案件而言，异地统领模式容易发生主体责任不明的问题。卖力行政诉讼监视的检察院因为不是行政争议的属地检察院，协调事情难度更大，或许党委政府支持力度不大，事情的努力性也深受影响。基于此思量，将行政争议所在地的检察机关确定为化解争议的责任主体，包罗市级院和下层院。其中市级院相对于下层院更能发挥协调作用，对违法行政部门可以传导压力，主体责任更大。

但这绝不是说卖力诉讼监视包罗生效裁判监视、执行监视或者审判人员违法监视案件的检察院可以只管监视不问化解了。行政诉讼和行政诉讼监视的最终目的还是化解行政争议和掩护当事人正当权益，在案件审查时应当对化解争议的可能性举行论证，如果由属地检察机关举行化解更能促进息争的，应当启动指定统领法式。除了掌握好属地与异地检察机关之间的主体责任关系，还需要掌握上下级检察机关的主体责任关系。

对依法由最高检、省级院审查的申请监视案件，上级院固然负有主体责任，最高检和省级院的分管检察长、高级检察官带着案件到下层相识实情、协调地方向导，敦促当事人回归理性等，对化解行政争议能起到不行取代的作用。只有把二级或者三级以致四级检察院的主体责任都压实了，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事情才气连续康健生长。

▶ 2.切实发挥向导办案的“头雁效应”。为什么要求各级检察长、副检察长带头化解行政争议？因为行政争议案件是法治建设中的“硬茬子”，化解行政争议，有时“难以上青天”。张军检察长强调，院向导通过认真阅卷、亲历办案，能更好地实现“三个效果”相统一，能更好地实现宏观指导，解决好讲政治和讲法治的关系。

再者，发生行政争议的泉源在行政机关，“解铃还须系铃人”，实质性化解争议必须取得行政机关的有力支持。而行政机关是实行首长卖力制，化解争议的关键主要在于行政机关卖力人的决议拍板。如果是检察长领衔办案，就容易引起行政机关的重视，可以协调多家部门调动资源，为化解争议缔造条件。

另一方面，检察长亲自接访当事人，联合争议分析利弊、释法说理，依法协调整决争议中遇到的难题，有利于赢恰当事人的信任，促使当事人转变失望、麻木的习惯心理，加深化解争议的期待，在思量利益取舍时会尊重检察长的合理建议。实践证明，向导包案的化解乐成率显着要高，特别是5年、10年以上的老访户案件，往往是向导的努力到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今年5月底，各级院向导办案促进化解行政争议165件，占比为26%；6月份新增的457件化解案件中向导包案167件，占比约为37%；7月份新增化解案件488件中向导包案139件，占比约为28%。

应该说，相对于其他各种检察业务，总体30%的向导包案数占比已经很高了。可是，基于化解行政争议的办案特点和要求，向导包案或者到场案件的绝对数还远远不够。各级院检察长和分管检察长都应当高度重视、努力到场。

张军检察长继去年到重庆亲自接访重庆某质料公司与某市应急治理局行政处罚纠纷监视案后，最近又和最高检每位向导一起划分包案2件申诉信访案件，其中一部门是行政争议案件。云南、山西、黑龙江等省级院的检察长都乐成化解了行政争议，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 3.发挥业绩考评指挥棒作用。张军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抓实业绩考评、深化检察革新、全面推进检察事业高质量生长”电视电话集会上强调指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确实很难，这类案件妥善办结，促成息争、撤回监视申请等实质性化解的，就应在办案基础分之上再加分，推动做得更实。各级检察机关对行政检察事情的考评、对行政检察部门检察官的考评，都要突出化解行政争议这个焦点任务，提高考核权重，树立正确的事情导向，勉励检察官将更多精神和智慧投入到化解行政争议中来。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六稳”“六保”是当前党和国家最重要的中心事情，最高检公布了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11条意见”，有针对性地明确了检察政策指引，包罗深入推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事情。各级检察机关要围绕扶贫救助、社会保障、衡宇征迁安置、违章修建拆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正当权益掩护等方面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群众正当权益，在促进下层依法行政，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方面展现行政检察的作为和继承。

进一步规范化解行政争议事情，确保化解办案始终在法治轨道内开展化解行政争议事情作为执法授权之外的一项重大创新，又涉及检察权与审判权、行政权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在遵循纪律和法理的基础上规范要求、审慎而行，确保这项事情始终在法治轨道内。对较为关注的几个问题试作一分析。▶ 1.关于促成行政争议息争运动的性质。

首先，促成行政争议息争运动不属于司法职权。检察机关推行行政诉讼监视职责，但依法不能在诉讼主体之间重新分配权利义务，既不能指令行政机关打消、变换原行政决议或者作出新的行政行为，也不能对行政相对人增加实体利益或者设界说务以及减损权利。检察机关在行使抗诉等诉讼监视权之外，促成双方自愿告竣息争，虽然能够消灭争议，实现权利救援，但起决议性作用的还是行政机关的公权力作为和当事人的私权利处分。

促成息争既不是检察机关行使监视职权的法定方式，也不能归功于检察职权的一定结果。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检察机关化解行政争议运动，是指促成双方息争，而不是指抗诉、检察建议等通例性的诉讼监视运动，也不包罗法院反抗诉案件的再审调整。其次，促成争议息争在本质上属于权利救援领域。

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正当权益是行政诉讼监视的重要任务，但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监视方式还无法直接实现保障当事人正当权益的目的和功效。譬如抗诉虽然能启动法院再审，但监视的执法结果也许只是让诉讼法式“再飞一会儿”，真正解决争议的关键还是在于行政机关的实体处置惩罚运动。

因此，对当事人举行权利救援是检察机关启动化解行政争议法式的初心和目的。固然，化解行政争议与检察机关的执法监视职位不行支解，检察机关作为执法监视机关秉持客观公正态度开展化解行政争议运动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公信力，相比于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社会调整组织在专业性和中立性方面具有更高的公信度。

正如司法机关不必因被动定律而忽视司法能动性，执法监视也无须因监视定位而事事以监视者自居。譬如，有的地方探索在行政复议阶段到场息争，这时候就不需强调检察机关的执法监视身份。如果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监视行政行为，就要被质疑检察监视的立法赋权凭据。

同样，在法院审理阶段，如果检察机关受邀请介入调整，也不是为了监视法院的调整运动。实践中，检察机关经提起抗诉而促使法院改变讯断，或者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被采取从而直接满足当事人诉求，那是监视促进法治、法治掩护权利的应有之义。再次，促成争议息争可以明白为检察机关基于国家治理目的的司法服务功效。

现代社会需要公权力机关除了推行治理职能还应发挥服务功效，服务型政府正在革新举行时。检察机关作为与行政权最靠近的司法权也需要增强服务意识，发挥监视职权优势，弥补国家职权治理的结构性短板，定分止争化解矛盾、促进官民和谐。

▶ 2.关于化解行政争议案件的规模。专项运动实施方案枚举了两类行政申诉案件：一是法院驳回起诉但当事人诉求合理正当的；二是法院裁判确有错误致使行政争议未能获得实质性化解的。这两类案件属于检察机关的行政申请监视案件，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给予救援存在实体和法式的正当性，应当纳入专项运动的重点规模。

实践中，对于法院裁判虽然没有显着错误但当事人诉求合理正当的案件，经由我们乐成化解，效果也很好，所以，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规模可以扩大为因行政运动违法或者错误而影响当事人正当权益的行政申请监视案件。凭据有些地方检察机关探索在行政复议阶段和法院审判、执行阶段到场化解行政争议，最高检提出过“潜在之诉”“逾期之诉”和“遗漏之诉”等案件类型。因为这些案件不属于检察机关的法定受理案件，对检察机关能否介入化解行政争议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在实践中一旦操作失度，也容易受到质疑。对此，我们尤其要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理清法理关系，恪守权力界限，站稳角色定位。

→ 如何掌握行政复议阶段的“潜在之诉”。何谓“潜在之诉”？行政相对人如果经行政复议的法式救援仍然不平行政决议，即可提起行政诉讼。检察机关依法监视行政诉讼，怎么可以监视行政复议？！简直如此，检察机关绝不行以在行政复议阶段超前推行诉讼监视之职，行政复议运动也不应当接受检察监视。换言之，检察机关如果介入到行政复议阶段到场化解行政争议，绝不是以诉讼监视者的身份，而且不是以法定的法式主体职位独立开展以化解争议为目的的相关事情。

实践探索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掌握：一是依托下层多元化矛盾调整平台而不主动介入案件。近年来，为弘扬“枫桥精神”，下层多元化矛盾调整平台建设风生水起，法院、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和社会组织一起到场化解各种申诉、信访包罗行政复议申请案件，在诉源治理中发挥了努力的作用。

检察机关到场其中不是依法独立推行监视违法之职，是根据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摆设，确切地说，是受行政机关的邀请配合相关部门来化解行政争议的。无论根据矛盾调整中心的规范要求，还是依据政府与检察之间的协作机制，检察机关都应当掌握好不主动介入、不充当主角的底线思维。

二是以专业性司法服务为主而不饰演诉讼监视者角色。在行政复议阶段，检察机关所发挥作用的不是检察职权，而是专业优势。

不以监视者自居，就不能对涉案的行政机关举行违法观察。到场化解行政争议，主要是秉持客观公正态度，发挥类似于“国家状师”在司法专业包罗认知与判断方面的优势，对于行政行为正当合理的，释法说理，增强法治引导；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为和执法瑕疵的，可以以柔性方式提出检察建议，但绝不是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

→ 如何掌握法院审判阶段的调整运动。法院针对行政诉讼的法式空转问题，也在努力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事情。对于法院主持行政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举行调整包罗告竣息争协议，检察机关不能以监视民事诉讼调整的尺度来监视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民事诉讼的调整不允许违法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但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往往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处分，如果以严格遵循执法法例的实体和法式规范为尺度，实质性化解则很难推进。基于此，对法院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行政检察部门应当以“事中不监视，历程不到场”为原则。如果检察机关到场法院的调整运动，绝差别于提前介入到行政复议阶段，已经显示不出作为司法机关的专业优势。

在行政诉讼的调整运动中，绝对“以审判为中心”，检察官不宜提出与法官差别的引导方案。而如果仅仅是“赞同”或者“背书”，那是“搭便车”，劳而无功不行取。而且，在诉讼阶段，检察机关的唯一身份就是客观中立的诉讼监视者，如果检察机关努力到场法院调整一旦促调不成，会影响当事人日后到检察机关申诉时对审查效果的公正性期待。最高检曾经公布过法院拟裁定驳回起诉而邀请同级检察院化解争议的案例，因为这类案件法院拟决议驳回起诉，为化解行政争议在作出或者送达裁定前邀请检察机关化解争议，相当于检察机关关口前移管理申诉案件，是检察机关切切实实在发挥主体作用，独立促调乐成。

→ 如何掌握法院非诉执行案件中的监视申请。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向检察机关提出监视申请。依据执法划定，申请人可以针对法院的执行运动向检察机关申请监视，但如果对已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的行政处罚决议，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议违法为由申请检察监视，即所谓的“遗漏之诉”，那么检察机关是否可以受理？或者检察机关查明行政处罚决议确实违法，因为立法没有赋权针对违法行政决议直接行使抗诉或者检察建议等监视方式，是否可以对执行阶段的行政争议举行实质性化解？这个问题比力庞大，但还是需要重申和强调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可以从以下几个逻辑基点去思考。

一是对法院的执行运动能否受理当事人的监视申请问题。去年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事情座谈会上已经明确非诉执行监视的工具是法院的执行运动，而不是行政决议或者行政行为。非诉执行监视的目的主要是支持和促进依法行政，也就是说，只要法院执行的行政决议是正当的，检察监视的任务就是保障其强制执行到位，从而维护行政执法的权威性。

如果法院在执行运动中存在违法情形，应当执行而不执行，譬如审判、执行人员主持双方告竣违法减免处罚金额等处分国家利益行为的息争协议，纵然没有当事人申请监视，检察机关也应当依职权举行监视，不仅要督促法院纠正违法，还可以对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固然，如果法院的非诉执行运动影响了被执行人的正当权益，当事人是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监视的。一言以概之，对法院非诉执行运动的监视申请，检察机关可以受理，但监视工具是法院的执行运动。

二是对已经生效并正在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议能否受理当事人的监视申请问题。行政检察职能以诉讼监视为基石，脱离了行政诉讼，诉讼监视就无从谈起。行政相对人针对行政处罚决议放弃了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等法式救援权利，没有引发诉讼，自然没有诉讼监视，检察机关也就无法启动法式来审查行政处罚决议的正当性。如果检察机关在执行阶段受理当事人针对行政处罚决议自己的监视申请，并独立审查行政决议的正当性，就是违背行政诉讼法式，失去了监视的法式正当性。

纵然发现行政处罚决议违法，也无权行使旨在否认行政处罚决议执法效力的抗诉或者检察建议等监视方式。三是对管理非诉执行监视案件，能否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问题。

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不仅申请监视法院的违法执行运动，而且申请执行息争以到达减免行政处罚的目的，检察机关该怎么办？首先要分清行政决议是否正当。依据法式法例定，法院对申请执行的行政决议应当举行正当性审查，认为正当的才裁定予以强制执行。既然检察机关非诉执行监视的本义是监视法院依法执行正当的行政决议，那么，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机关减免处罚或者建议法院暂缓执行，就会与行政检察的非诉执行监视职责南辕北辙。

依据现行执法，已经生效的行政决议未经法定法式不得推定为违法，法院裁定强制执行的行政决议更具有形式上的正当性，检察机关应当多做释法说理，让当事人息诉服罚，配正当院执行运动，而不应当直接促成双方息争包罗执行息争，以满足减免行政处罚或者变换行政决议等相关诉求。那么，对不正当的行政决议该怎么办？实践中检察机关通过观察、审查或者既有证据可以认定某项行政决议不正当，但诉讼法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直接认定行政决议违法的终局裁决权，无论是否经由听证、咨询，哪怕是与行政机关举行商量取得共识，它还只是涉嫌违法，仍然具有法式上的执法效力。

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还不能以行政决议违法为由直接建议行政机关打消或者变换行政决议。但我们可以监视并建议法院对涉嫌违法的行政决议重新举行正当性审查并依法打消强制执行的裁定。如果法院采取检察建议作出相应裁定，让涉嫌违法的行政决议失去执行效力，当事人的正当诉求就可能获得了支持，行政争议也就基本获得了实质性化解。

但如果一边是法院在强制执行，一边是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建议减免行政处罚或者会商息争方案，那么，检察机关就一定被质疑违背职权法定原则和行政非诉执行监视的法定职责，也不切合行政检察的穿透性监视纪律。如果法院依法应当采取检察机关的建议而未采取，那再思量是否跟进监视。

但在非诉执行监视阶段的监视方式和路径一定要遵循执法和法理。另有，对于行政决议正当或者虽然存在瑕疵但不足以组成违法，但当事人的诉求也正当合理的情形，怎么办？譬如云南红河州水污染治理涉及的网箱养殖户拆除赔偿问题，网箱养鱼原来是政府提倡的，现在因治理污染需要被统一拆除，养殖户本可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时过境迁，今天已经难以提起诉讼来维护正当性权益了，这就是比力典型的“遗漏之诉”。对这类当事人诉求确有正当性的行政争议，检察机关可以到场政府、法院的矛盾调整事情来实现权利救援，既要维护行政执法的权威，也要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但如果以诉讼监视者身份单独建议或者促成行政机关减免行政处罚，就会损害行政法制，影响社会秩序。

这是检察权的界限，越雷池一步就可能走向了法治的反面。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是，在管理非诉执行监视案件时主动协调行政机关减免行政处罚，存在多重廉政风险，既有行政官员乘机徇私放水的风险，也有法官违法失察的可能，另有检察官被围猎的隐患。如果检察官被质疑因违法建议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滋扰依法行政，怎么来解释或者自证清白？！防止权力寻租是对干部的最好敬服，新业务的开展一定要格外小心审慎，否则，一定会影响来之不易的良好开局。

▶3.关于客观公正的规范要求。可以从法式和实体两个方面来思量。首先从法式上讲，一是在受理环节，以当事人申请监视为原则，以职权介入为破例。

当事人对自己的实体权益和法式救援权利具有处分权，不向行政、司法机关提出异议、申诉、申请的，检察机关不主动引刊行政争议；对确因行政违法导致当事人贫困、康健或者严重影响基本权利的，才可以以职权介入已经客观存在的行政争议，启动须要的救援法式。有一家公司未经审批占用耕地建设公墓，自然资源部门处以十多万元行政罚款。

村民举报后，检察机关作为化解行政争议案件来办，促成村委会与公司告竣息争协议，让公司为村里免费建了公共茅厕。实际上这是一个公益诉讼案件的线索，公司违法占用耕地，行政机关处罚不妥而损害了公共利益。

虽然公墓已经建成不宜另迁他乡，但应当根据商业用地的征用法式支付土地款。如果为了多办一件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而损害了公共利益，那就谈不上客观公正的态度了。二是公然听证的时间节点。

公然听证对于化解疑难庞大案件的行政争议是十分管用的利器，因为公然听证可以将行政争议明白于天下，引入社会监视，也可以敦促各方当事人反思过往主张，缔造消弭矛盾和分歧的条件，切实能资助检察官客观公正处置惩罚案件。一方面，让听证真正发挥作用，不能为听证而听证，使听证流于形式，浪费司法资源。

对于拖延、弃捐多年的行政纠纷，双方处于一种僵持、蛰伏状态的，可以在前期就使用公然听证来激活行政机关的化解努力性，听证流传的规模、影响越大，激活效果就越好。对于双方诉求分歧过大、其他事情也难以奏效的，公然听证可以引入社会评议，最大限度让了案方式取得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不能太过夸大听证的功效，有的检察院认为经由听证就足以认定行政决议违法，这是错误的。

诉讼法只划定诉讼可以认定行政决议违法，没有授权于听证类似的执法效力。再说，听证再怎么样也不能与庭审相提并论，听证不行能为法式错误做背书。三是抗诉的时间节点。抗诉是行政诉讼监视的主要方式，但抗诉后仍有可能让行政争议法式空转的案件，要坚持以抗促调，既然查准了行政违法和法院错判，就更要向行政机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努力把抗诉的“势能”转化成调处争议的“动能”，把检察机关维护公正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转化为当事人维护正当权益的“最后一公里”。

再从实体上来看，一是区别看待当事人的详细诉求。到了检察院仍然没有解决的案件，大多数当事人都诉求过高。

化解行政争议的尺度是以正当的方式办成合理合情的事情。首先在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上下功夫，纵然达不成息争协议，也要促使政府部门应赔则赔，不再以当事人继续申诉上访为由默认政府成为永久的债务人。其次，检察机关不能成为当事人的“署理人”，不能迁就当事人不合理的诉求“和稀泥”，对既不正当也不合理的诉求要保持定力发动敦促其放弃，对不放弃的也绝不迁就，在满足正当诉求后实时了案。

同时，对于政府部门告竣息争协议中的变通处置惩罚，在不显着违法和不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二是妥善运用司法救助，坚决杜绝花钱买平安。专项运动实施方案明确划定，对于行政裁判和行政行为并无显着不妥，但当事人因多年诉讼确有生活难题的，检察机关为了促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可以努力协调予以司法救助。如果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检察机关原则上不能替行政机关买单，要把名贵的救助资金用在最需要救助的案件上。

同时，不能借司法救助之名无底线满足当事人的不合理诉求，制止滥用司法救助以到达息诉罢访的目的。以问题为导向，增强长效机制建设，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事情常态化、制度化化解行政争议是行政检察监视事情的焦点，这项事情不会随着专项运动的竣事而告一段落。最高检开展专项运动，目的是在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行政争议的同时，促使行政检察监视理念的转变，使化解行政争议成为检察官的自觉，并固化为长效机制，使化解行政争议常态化、制度化，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越发优质高效的行政检察产物，保障人民群众正当权益，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1.解决当前突出的地域生长不平衡问题。

停止今年7月底，全国398个市级检察院中，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未破零的另有156个，占39%。行政检察作为四大业务之一，应当在每个下层院实现全笼罩，下层院可能没有行政诉讼监视案件，但不行能没有有待化解的行政争议。

现在另有这么多的市（州）地域存在空缺，主要原因还是主观上不够重视。去年11月我一连到江苏、安徽、云南、广西、海南调研专项运动，其时各省都报不出几件像样的案件。客观难题都是相似的，但不相似的主观对事物的生长是决议性的。今年1月，最高检挂牌督办45件重点案件，现在仅化解5件，占挂牌督办案件总数的11%。

如果没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刻意，怎么可能从行动和实效上来落实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呢？接下来对空缺地域要增强督导，每月一通报。▶ 2.增强长效机制建设。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把化解行政争议作为做实行政检察的焦点任务，根据常态化、制度化的要求抓实抓细，推动行政检察事情行稳致远。以专项运动为“试验田”，着眼于久远生长，增强制度机制建设。

最高检印发的行政检察焦点指标和检察官业绩考评指标中，都把化解行政争议事情放到最突出的职位。福建省院研究制定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法式的“门路图”。

各地在管理好个案的同时，要增强制度机制建设，建设健全检察机关上下一体、内部协作化解行政争议机制；建设健全争取党委向导、人大监视和政府支持，破解化解行政争议难题的制度机制；同时，要完善化解行政争议案例指导制度，注意对优秀案例的发现和造就，充实发挥指导性、典型案例的引领、示范、指导作用。▶ 3.增强行政检察队伍建设，补足下层行政检察办案气力。

最近最高检咨询委到地方调研，反映下层院一个部门一名检察官负担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三项职能的情况较为普遍，单枪匹马要同时对口落实最高检部署的民事虚假诉讼监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和公益诉讼守护优美生活三个专项运动，办案气力严重不足，任务极其繁重艰难。应抓紧改变这一与新时代四大检察事情格式严重不相适应的队伍现状，至少保证一名检察官来管理行政检察案件。办妥检察为民实事，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任务困难，使命庆幸。

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努力回应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全力做实做好专项运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行政检察监视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孝敬行政检察智慧和气力！（2020年《人民检察》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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